早在２００２年，我国就明令禁止“瘦肉精”使用于养殖业，然而这个餐桌上的“毒瘤”多年来未被根除。频繁出现的“瘦肉精”事件，令人们再添食品安全之忧：“瘦肉精”的源头究竟在何处？明令禁止的化学药品为何流入了生猪养殖渠道？是谁为“瘦肉精”的流通打开窗口？
“瘦肉精”源头之谜
连日来，双汇“瘦肉精”事件的曝光不断牵动着公众神经。最新信息显示，河南省在对规模养殖场户进行抽检的同时，开始将排查范围扩大至年出栏５０头生猪以下的散养户。
随着“瘦肉精”事件的调查深入，人们不断产生这样的疑问：“瘦肉精”从何而来？
上世纪８０年代初，美国最先将一定量的盐酸克伦特罗添加入饲料，以提高牲畜的瘦肉率。但发现人吃了这种猪肉后，易出现心跳加速、呼吸困难等症状。此后我国香港、广东等地也发生了因食用猪肺汤的食物中毒事件，“瘦肉精”问题开始浮出水面。
早在2002年，我国就明确禁止使用“瘦肉精”，尽管打击力度不断加大，“瘦肉精”却“根”难除——
２００１年，包括北京、天津在内九个省市的２３家养殖场被发现违规使用盐酸克伦特罗。
２００２年，广州某饲料生产公司违规添加“瘦肉精”导致４８０多人中毒。涉案饲料公司经理林清源被判处有期徒刑４年。
２００６年，上海连续发生多起“瘦肉精”中毒事件，波及全市９个区３００多人。同年，江西有１２人因制售使用“瘦肉精”被刑事拘留。
２００９年，广东商贩从湖南买入的问题猪肉导致７０余人出现中毒症状……
笔者调查了解到，“瘦肉精”贩子一般不会明目张胆地叫卖，而是称为“肥猪宝”。“瘦肉精”的交易极为隐蔽，商贩往往将其制成无标签的小包装私下交易，由负责调猪的经纪人卖给养殖户。
在２００８年查获的一起案件中，犯罪分子从印度买来“瘦肉精”“变种”沙丁胺醇，再以深圳为中转，通过下线秘密销往全国各地。
国家生猪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陈瑶生教授表示，“瘦肉精”对中国生猪产业而言，好比毒品，有高额利润诱惑，就有人铤而走险。但是到现在为止，没有案例明确告知‘瘦肉精’源头是哪里；源头失控，饲料安全就难以保障。
“瘦肉精”的利益链有多大
在双汇“瘦肉精”案件中，河南省已控制涉案犯罪嫌疑人３２人，抓捕归案２９人，正式立案８起，分布于养殖户、生猪经纪人、采购员等各环节。随着猫腻被层层揭开，一条串联着饲养、收购、加工等环节的利益链条也逐渐清晰。
以双汇问题猪肉为例，添加“瘦肉精”喂出的生猪出栏价格比普通猪每千克贵０．４元左右，以每头猪出栏时１００千克计算，一头猪能够多卖四五十元。一般一个小养殖户养百来头，能多卖４０００来元。
在检查环节，也同样存在着“验猪等同于收费”的现象。最近有媒体在深圳某屠宰场采访时发现，屠宰场宰杀被禁生猪牟利，只用交４０元的屠宰费和２０元的屠宰出厂单，便可让“瘦肉精”污染的猪肉顺利过关……
监管链“断”在哪里
农业部畜牧业司副司长王宗礼表示，全国每年出栏生猪６亿头，“只要是抽检自然会有漏洞”，“瘦肉精”事件的发生，正暴露了整个监管链条上存在的缺陷。
管好一头猪究竟需要多少个部门？据调查，除了生猪生产环节和企业自律环节出现的问题以外，恰恰是执行国家有关检验的硬性规定不力，抽查率过低，最终导致了有害猪畅通无阻。
对中国生猪产业现状而言，目前许多养殖户为中小户散养，这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许多批次猪肉放在一起，抽检结果可能不具有可参考性。“太散的时候难管理，哪家出了问题也难找。”广州一位农场场长坦言。
一些小型肉联厂不愿负担或购买不起检验设备，或在检验环节敷衍行事，也给“问题猪肉”开了绿灯。河南一家肉联厂管理人员就透露，该厂生产线每天要加工２０００～６０００头生猪，如果按照千分之四点五的检验率，每头猪检验费时３０分钟计算，２０元一份的尿样检测试纸和几百万元的检测设备，对于众多中小型肉联厂而言，提高抽检比例势必耗时耗财力。
值得注意的是，为躲避排查，不法分子在“瘦肉精”销售和使用环节是“煞费苦心”。从最先使用的盐酸克伦特罗到现在莱克多巴胺、沙丁胺醇等，已出现多个“变种”。与之相比，检查手段相对滞后，也“成全”了一批漏网之鱼。
与此同时，部分“瘦肉精”案件被查处后，处罚力度不够，尤其制售源头未经查处，很容易转移“战场”。专家认为，政府需要建立信息档案，如用“公司＋农户”的形式将散户组织起来登记，建立信用约束体系，也方便日后追溯。
商务部２２日表示，今年将新增１０个城市启动猪肉和蔬菜质量追溯系统试点，借助科技手段实现从田间地头到城市菜市场、餐桌整个食品链条的逆向追溯。
“抓生猪质量，不是一两个部门能够做起来的事，但众多环节有一个出了问题就会导致整个监管失效。”陈瑶生教授说，“对于食品安全事件，别让‘都在管’成了‘都不管’。（陈芳 刘敏 李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