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我们的城市建设对于文化遗产的重要性缺乏足够的重视。当今中国，城市的改造、建设和发展正在迅猛推进，规模化、大型化、高楼大厦、高速公路等似乎已经成为城市现代化的标志。高楼大厦，大体量建筑，杂存闹市。尖的圆的，纯玻璃的，带旋转餐厅的各类建筑越高越时髦，越快越风光。一些人形容我们的城市建设，正在进行“大跃进”，正在“摧枯拉朽”。但我们忘记了这些“枯”、“朽”中有好些是宝贝。沈阳素有“一朝发祥地，现代帝王城”之称，如今原来围绕在清故宫周围的传统民居全被拆掉了，“故宫”藏身于混凝土高房子的丛林之中。此外沈阳的和平区代表了殖民时期的历史风貌，很有特色，也被拆除了，换成了行列式的方盒子，老百姓说历史“名城”名存实亡。北京的四合院没了，南京的六朝街区没了，上海的里弄也快没有了，城市的忘忆就要丧失了。中国的城镇化以所向披靡的速度使一座座新城拔地而起，而我们的传统却没有一脉相传，没有与时俱进，没有创新，没有现代化。因此，加强城市文化建设，实际上也是要护住我们民族文化的根。我们一定要汲取韩国在“新村运动”中的教训，努力保护我们的传统。如果我们在中国的“城镇化”运动中，能够体会到那种凝重的历史感和深遂的文化意境，那样我们才无愧于“文明古国”和“历史文化名城”的称号。但是，遗憾的是，在中国建筑史上，只有两个朝代沿用了前朝的宫殿，即唐继承了隋的宫殿，清继承了明朝的宫殿，而大多数朝代则是把前朝的宫殿或付之一炬，或有意拆毁。例如，项羽烧毁秦咸阳城，就“大火三月而未灭”。

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城镇化建功甚伟，但问题却相当突出。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有四：1、文化培育的长期性与城市管理者任期周期性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强调城市发展一定要建立科学的决策机制，一定不能搞“破坏性建设”。所谓“郑州郑州，整天挖沟；一天不挖沟，就不叫郑州”已经反映出这一问题的严重性。2、城市的主体，市民对自己的栖息地没有发言权和选择权。城市的投资者和城市的管理者决定着城市化的规模和方向，但是这些人并不把他目前居住的城市当作自己生活的城市，而是当成了投资或投机的地方，特别是城市的投资者更是如此。开发商开了几个楼盘，赚完钱以后，他肯定要寻找另外一个地方赚钱，而真正在这个土地上栖息的市民却没有决定自己生存状态的权利。例如，由著名华裔建筑师贝聿铭设计，成为拿破仑广场点晴之笔的玻璃金字塔，当年设计方案曾遭非议。为了倾听市民呼声，巴黎前市长希拉克要求作者按实际比例原地建造模型。先后接受了6万之众审阅，方案赢得了民心。巴黎人对美的追求、理解、尊重和文化参与意识，由此可见一斑。近年围绕北京建设的国院大剧院，出现了“反大蛋”声音。它表明社会特别是市民是有一把文化价值判断的标尺的。3、中西方社会对城市建设与文物保护的关系在认识上有所不同。在现代化中迅跑的中国对于文化资源的不可再生性和巨大的潜力还没有充分的认识。所以，在轰轰烈烈的“城镇化”运动中保持清醒，明确什么是我们追求的“中原城市群”的理想，十分重要。4、中西方对城市的功能定位不同。如果说中国的建筑师辖于建设部，那么与之不同，法国建筑师则划归文化部。法国建筑师都自视为艺术家，而不是工程师。西方建筑学有两大流派，一个是布杂，一个是布豪斯。布杂早期就是一个艺术学院。因此，从广义的角度上说，建筑包括公共文化设施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把建筑看成一种文化，建筑师的认知和定位可能与现在就截然不同。法国建筑就是一种视觉艺术。例如，凡尔赛宫、枫丹白露、凯旋门、巴黎斜塔等都体现了巴黎民族的浪漫情怀。

因此，在中原城市群建设中，“让河南人民住上房子”，进行基本的城市功能和设施建设只是第一步；建设城市文化，确立城市价值观，明确城市伦理、城市道德、城市价值观，让河南人民拥有适于人居的人文城市、创新城市、和谐城市，能够“诗意地栖居”，使我们的城市既尊重自然又反映人性，才是我们的真正目标。徐光春书记正确地指出，“推进城镇化，既要注重城市硬件建设又要注重发展城市文化，提高市民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增强城市软实力”。在他看来，“一个城市良好的建设、先进的设施、优越的环境，是其必备的硬件与外形；而其具有的文化内涵、文化个性和文明程度，则是其不可或缺的软件与灵魂。文化是一个城市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文化的城市是没有灵魂的城市，没有文化理念的指导，城市就不可能规划好、建设好；高楼大厦、马路广场建得再多、再好，缺少文化底蕴和特色，也难以形成强大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因此，只有以中原特色的城市文化为指导，那时候的“中原城市群”建设，才能在全国“城镇化”进程中“领舞春天”。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坚决反对“城市的形成是巨大的偶然”这一迂腐的观念，正如爱德蒙．贝肯所言，“今天的人类可以有效地控制自己的城市，使其形式成为当今文明的最好表现”[3]。